北京的高考分数刚一公布，我们就又看到了大悲大喜的一幕。有些考生因发挥失常而少了一二十分，立刻就与心仪的第一志愿无缘，而要掉到排名低了很多的愿意接收第二志愿的学校去。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一些考生考完以后感觉良好，又在网上核对了标准答案，他们的实际得分却比根据标准答案预估的分数低了许多，最多达40分。尽管主观性较强的语文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今年反映最多的却是理综。这使人对判分的程序产生怀疑。即使是分数还算不错的考生，因填报的志愿较高，也可能会因录取分数线更高而落榜。还有一些考生超水平发挥，分数大涨几十甚至上百分，却又郁闷当初志愿报得太低了。

每一个身陷其中的考生可能都认为自己的问题太特殊，其实不然，他们的命运早在他们还没有高考时，甚至在他们还没有上高中时就已经注定了。这是因为，北京多年不变的高考制度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北京高考填报志愿一直被称作“猜分填报”，即在高考之前根据一模和二模的成绩进行报名；并且所有志愿并不平行，即第一志愿优先于其它志愿，当分数达不到第一志愿的录取水平时，就不能以同样的分数在次优的大学按第一志愿进入录取程序，就只能降到相差较大的学校作为第二志愿被录取。在这样的学校中，按第一志愿和按第二志愿被录取，分数差额高达50分左右。这相当于，一旦分数低于第一志愿分数线，自己的分数自动贬值50分。

仔细想想，这种高考规则与一种赌博——“二十一点儿”的规则颇为相似。在这一规则下，两个玩纸牌的人一张一张地从扣着的底牌中拿牌，然后对比谁手中的牌相加，最接近21点；然而一旦相加之和超过21点，这把牌就“爆”了，这个玩牌者也就输了。比如，一个人手中已有两张牌共16点，到21点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时他再抓一张牌，如果这张牌在5点(含)以下，他的总分比16点更接近21点，但如果这张牌的点数多于5点，总分就会超出21点。所谓“爆了”，相当于说，超过21点，牌的点数自动降到零。这虽然很冒险，但由于在21点儿下低于对手也是输，所以不得不如此。

比较高考制度和“二十一点儿”规则，考生的高考分数相当于21点，第一志愿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相当于手中牌的实际点数，当后者高于前者时，高考的“牌”就爆了。当考生报志愿时提高一个档次，就更有可能“爆牌”。但反过来，如果一个博弈者因为怕“爆”牌而不敢翻牌，即考生不敢将志愿报得高点，又可能因为过于保守而输给其竞争者。这样，考生不是将志愿填得过于保守，就是填得充满风险，恰到好处的人是非常少的。

问题是，这种类似于二十一点儿规则的高考制度是否恰当？我们已经知道，二十一点儿规则是一种高风险赌博游戏的规则，人们其实会根据游戏的风险程度而决定投入多少资金。而高考不仅是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且代表了未来，比现有的“全部身家”更为重要，但却被类似于“二十一点儿”的高考制度置于高风险的境地。其结果，不仅会毁掉不少家庭的希望，也会葬送社会的前途。

我们如果把高考视为一种将不同的学生配置到不同的学校的程序，对其功效的评判就应是，是否有更多的学生考上与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最相近的学校；学校是否招到更多最愿意且最有能力上本校的学生。而在类似于二十一点儿规则的高考制度下，即使在被录取的学生中，也有大量的学生并没有上到自己最适合且最有兴趣的学校和专业。有些学生为了稳妥，放弃了报考心中期望的学校；有的考生为了不至于落到相对较差的学校，就违背自己的兴趣报了第一志愿学校的其他专业；当然更有考生因分数较低而落到与第一志愿学校相差过大的学校去。这都意味着学生与学校之间严重错置。

假定一个考生上大学的满意度最高为100。当他考上A大学A专业时，满意度为100,但一旦分数不够A专业的水平，会被他不太喜欢的B专业录取，这时满意度为80,但为了不至掉到第二志愿较差学校中去，他不得不接受B专业；但如果是平行志愿，他第二志愿就可报B大学A专业，他的满意度是90。如果他的分数没有达到A大学的录取线，他就可能掉到C大学A专业，这时他的满意度只有50；而如果是平行志愿，他可能会被B大学A专业或B专业录取，这时他的满意度是90或80。很显然，考生的满意度越低，通过高考的学生与大学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而这恰是现有北京高考制度所导致的结果。

记得有一次我飞往澳洲，因路途遥远座位前备有电子游戏。我为消磨时间而玩起了二十一点儿。我自以为根据我计算的概率去选择，就可以赢得游戏。结果每次都输得精光。当然，这只是一个虚拟的游戏，我并没有掏真金白银。然而，当我意识到，我们的高考制度也如同二十一点儿的规则一样，我感到坐立不安。如果把我们后代的前途和社会的命运按照二十一点儿规则去赌，中华文明的未来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