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习不好的孩子才念职业学校。这样的偏见，使得职业学校在招生时，毕业生在升学、就业时，都面临一定困难。

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为2.3亿，但其中技能人才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人才缺口巨大，制约着企业转型升级。

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不仅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技术人才，也同样需要知识型的技能人才。而职业学校，就是技能人才的摇篮。

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现状，不仅需要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更需要打通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而后者，有待于相关方面做出长远规划。

“在很多亚洲国家，父母认为把孩子送进大学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我们看来，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掌握一门技能也是不错的职业选择，这跟读大学后再出来工作是平等的。对于个人来说，技能提升不仅可以带来更好地就业，也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日前，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在上海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的开幕式时如是说。

正值开学季，这场遍布上海、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等全国13个赛区的技能大赛在占据媒体大量版面和时长的同时，也将这样一个问题再次抛给公众——“开学了，有多少学生愿意走进职校大门？”

“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技工？”

“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工人？”上世纪90年代，正值上海浦东开发，德国合作方开门见山地向参与对接工作的杨秀英发问。

如今已是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的杨秀英对当年的提问记忆犹新，“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基建项目的‘三通一平’，而是技能人才。”

20多年过去了，从当初处处蛙鸣的农田、渔村，到现在拔地崛起的地标建筑群，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典型样本，而我国对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视也早已上升至顶层设计高度。

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前，《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印发。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2016年，“工匠精神”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生产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斌，在上海团发言时引用了一组数据。一项针对17个省市、41家企业的2577名职工的调查表明，受访职工中，认为产业工人在当下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仅占6.07%；认为地位不高的占61.62%，认为没地位的占32.31%，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部分技能人才难掩的心理落差。

“社会分工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不同学历层次导致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落差。”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郜岭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从坐办公室的白领、金领到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心理落差的产生不仅仅因为待遇和收入，更重要的是“感觉”，而这份“感觉”是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一种折射。

“对于什么样的职业是体面的，容易得到尊重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有了‘一杆秤’。”北京东城区职业大学校长助理金琰认为，多元价值观和成功观的塑造应从小开始，她建议通过参加职业体验活动加深孩子对技能岗位创造的认同。

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的开放式赛场，记者看到，前来参观的“红领巾”络绎不绝，不少体验区都排起了长队。

“技能大赛就像是一扇展示窗口，在形成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和导向的同时，能够增强人们对职业技能的深度认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看来，很多时候，正是人们对目前的技能发展水平缺乏了解，导致对技能人才的社会评价存在偏差。

“我们只能去山区学校找生源”

“以前，我们招生还是在城区，后来就去郊区学校招生，到现在，我们只能去山区学校才能找到生源，而且都是考不上高中的。”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招生老师告诉记者，“过去，技校毕业变成国企工人，能进城，这对郊区学生有吸引力，现在就不行了。”

结果，这些生源质量不佳的学生入读职校后，面对数理化等理科课程，非常吃力。“一个简单的电路图，也要教很久。”

“目前企业升级转型急需两类人才，一类是有组织管理能力的领军型人才，还有一类就是高技能人才。”金琰在长期与各类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对高技能人才的紧缺状况深有感触。此前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数量不足5%。

“现实中，往往是中高考失利的学生、或者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才会在无奈之下选择职业教育。”在金琰看来，技能人才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错位”，而这种“错位”的背后，正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落差。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低人一等”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困扰。“中考时，中职放在普高后招生，高考时，高职是最后一个录取批次，在教育管理体系中，职业教育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教育类型。”熊丙奇认为，近年来教育部门在中高考时已把一些职业学校纳入提前批次实行单招，但总体而言，只要批次录取的概念存在，职业教育的地位就难以翻身。

2014年6月，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试点为1103名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不过由于未被纳入学位体系，此次授予的“工士”学位只具象征意义。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为职业教育设立“工士”学位以示激励，此后关于“工士”学位的讨论多次进入公众视野。

“设立‘工士’学位，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激励职教学生，而在于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生自由流通的渠道，消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壁垒，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平等发展。”熊丙奇说。

“畅通职教学生成长通道”“建立职业教育的‘立交桥’”“不让一次选择定终身”，此前多位职业院校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事实上，上海、广东等多地已经尝试打通从中职、高职、到应用本科的培养通道。其中，上海已有21个专业、26个专业点开展了中本贯通培养，涉及22所中职校，12所本科院校。

职业精神的培养不能缺失

赛程4天，耗时22小时，2015年8月，巴西圣保罗，22岁的重庆姑娘聂凤摘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跻身“技能奥林匹克”冠军后，聂凤成为了母校——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

“把世赛标准引入日常教学，推动发型师考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在发廊接待顾客……”聂凤向记者详细罗列着自己一年来密集的工作内容。目前，她正在培训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的队员。

“我们的发型师在综合素质上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艺术素养和职业素养上有明显欠缺。”在带领选手参加、观摩各类国际赛事的过程中，聂凤感受到了差距。“一个发型设计由理念到实现，具体到纹理、色彩、构图、视觉效果这些方面，国外都有系统的艺术培训。日常对待顾客的态度，操作行为的标准规范，工具使用的清洁消毒、整理摆放等，我们的教学也存在不足。”

目前，全国共有1.4万多所职业学校，年招生规模超1000万人，在校生达3000万人，每年培训各类人员2亿人次以上，已初步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受到课程设置老化、教育教学内容陈旧，师资队伍建设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

“除了职业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更重要的是对技能人才职业精神的培养。”在赖德胜看来，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相比，职业精神的培养才是职业教育的最终指向，“大国工匠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背后，是敬业乐业、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在支撑”。

“以焊接为例，焊接速度和焊点质量短期可以提升，但让学生愿意利用业余时间进入实训室，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愿意花时间钻研技术，这才是职业教育长远的培养目标。”杨秀英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