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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

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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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其实应该是状元。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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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

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状元。

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汴京一鸣惊人，由于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于《古文观止》。

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

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年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东汉政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政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来看，也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民间精神。但是，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

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就这样，苏轼仍然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搞得别扭丛生。

陈太守是军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东坡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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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

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军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军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登基前是140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军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政亏空已达1570万缗。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

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王安石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那些从全国追随而来的政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培养人才。

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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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

史料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中学课本上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

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

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

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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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

钟山白塘已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

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

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

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

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

在钟山四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衣服，骑在一头黑驴上，旁边跟着一位迟钝的牵驴汉子。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

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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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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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

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

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